石奋虽然没有因功被封侯，但是因其“恭谨”的行事风格，一路稳稳上升，使得自己及四个儿子都获得两千石俸禄的高位，被汉景帝称为“万石君”，形成了万石石家的美誉。这个家族在汉武帝时达到顶点，石奋少子石庆当时成为丞相且被封侯，石家很多人做到俸禄两千石的高位。虽然石家在石庆死后开始走向衰落，但这种现象在中国史上绝对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了。
石奋在十五岁的时候碰到了汉高帝刘邦，以其恭谨的态度为刘邦所喜欢。刘邦在得知他有个姐姐后，纳他姐姐为美人，将他也带在身边。他因姐姐的缘故，举家迁徙到长安，建立了长安石家。他本人只有一个特长，即恭谨无比，因此到汉文帝时才官任太中大夫;也因这个特长，他在汉文帝时被群臣推举为太子太傅，在汉景帝时担任九卿之位，一举飞黄腾达。因他做事比较呆板又是自己的老师，汉景帝对石奋还是比较头大的，就将他派到诸侯国当国相去了。不过，他一家父子五人都担任二千石高官，被汉景帝当众夸为“万石君”，石家也一下子出名了。
石家家风最大的特点就是孝顺和谨慎，这不仅来自石奋的身体力行，也来自其对儿孙们的严格教育。石奋的做法绝对符合《论语·乡党篇》的内容要求，石家人的行为连齐鲁两地的儒生都自愧不如。
石奋对自身的要求超乎人的想象，用始终如一来形容是不过分的。退休之后，他仍能参加朝廷举办的盛大典礼，每次经过皇宫时一定下车疾走以示恭敬，碰到皇帝的车驾时也一定将手伏在车轼上以示尊敬;皇帝赐给他的食物，他也会恭敬行礼，如同皇帝在自己面前一样。
石奋对子孙、仆人的要求更是严格。他的子孙有做官的只要回到家，他都会穿着朝服来接见;子孙犯错，他也不责骂他们，只是自己绝食借以施压所有的子孙相互劝诫。这些都是无差别对待的，哪怕他最小的儿子石庆已经担任内史，犯错之后也会被老父亲逼着承认错误。
石家在如此严格的家教之下弥漫着孝顺和谨慎的气息。石建在担任郎中令时，有一次写奏章时将马写错了，以致于在拿到批复后惶恐地批判自己;石庆在担任太仆时为皇帝驾车，皇帝问他有几匹马，他明知道有六匹马的情况下仍然用马鞭数了一遍再回复皇帝。石家人如此孝顺和谨慎的行事方式深受皇帝和窦太后的信任。因此，窦太后在罢黜儒生后任命石建担任郎中令，石庆担任内史;汉武帝选择石庆担任太子太傅，来辅佐太子刘据，后来又先后任命他担任御史大夫、丞相等高位;在石庆担任丞相时，石家子孙担任二千石高官的人达到十三人之多。
此时，石家在石庆担任丞相时达到了巅峰，又在他死后走向下坡路，最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应对时代变迁的才能。他虽然在担任齐国国相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政绩，都被老百姓给立了“石相祠”，但是在担任丞相期间就非常失败了。一方面，汉武帝设置内外朝，将丞相、太尉和御史大夫等人的实权给架空了，导致他只能当个摆设，甚至于他要整治皇帝近臣时反而被判有罪，用钱赎罪了事;另一方面，他虽然处事谨慎，但是对朝政和百姓没有任何重大的建议，有心辞职却不被汉武帝允许。所以，石家的十三个二千石高官在石庆死后，相继因罪被免，而在朝廷上的重大失利导致石家孝顺和谨慎的风气慢慢消散了。
正所谓物极必反，石家逐渐衰落的原因可以归咎于石奋严格教育子孙。从石建自责写错字和石庆数马就能看出来，这样严格的教育导致所有的子孙谨小慎微到了极点，导致在才能方面畏首畏尾。所以，《史记》上记载石庆“在位九岁，无能有所匡言”，“深审谨，然无他大略，为百姓言”。石家将修德做到了极致，而忽略了才能的培养，最终在面临时代变局的时候难以适应。道德是自控，才能是外放，内外并举才是真正的人生之道。因而，只谈道德而不谈才能是不行的，只谈才能不谈道德也是不行的，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给人生带来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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